1952年12月5日至9日，反气旋带来的静风与逆温层把伦敦数百万户煤炉与电厂排放的烟尘、二氧化硫封在近地面，能见度降至数米，交通停摆，剧院因舞台看不清而停演。当时官方统计约四千人死亡，其后研究将总数上修至约一万二千。此事直接促成1956年《清洁空气法》，是环境立法史上的转折点。
五日之内，伦敦的死亡人数较常年同期多出约四千。
—— 英国卫生部《1952年12月伦敦烟雾事件死亡率报告》（1954）
历史
伦敦的煤烟污染由来已久，中世纪已有禁烧海煤的诏令，19世纪的“豌豆汤浓雾”更成为城市的标记。1952年12月5日，一个反气旋停驻于泰晤士河谷上空，风止，冷空气被上方的暖层压住，形成逆温。城中数百万户家庭燃烧的劣质煤（战后优质煤多用于出口）、燃煤电厂与柴油公交的排放无处扩散，二氧化硫与烟尘在近地面积聚，与水汽结合成酸性气溶胶。能见度降至数米，公交须有人持灯步行引导，救护车停驶，萨德勒之井剧院因观众看不见舞台而中止演出，牲畜在史密斯菲尔德牛市窒息倒毙。四日后西风到来，烟雾散去。医院的接诊记录与殡仪馆的排队随即揭示了代价：呼吸道与心血管疾病死亡陡增，其中老人与既有病患最重。政府起初倾向于归咎流感，压力之下终于设立比弗委员会，1956年《清洁空气法》确立无烟区、补贴改用无烟燃料并推动电厂迁出市区。
关联
后果1
- 现代环保运动启发伦敦大烟雾是汇入环保运动的多起灾难之一
参考文献
- UK Ministry of Health (1954)，Mortality and Morbidity during the London Fog of December 1952
- Peter Brimblecombe，The Big Smoke: A History of Air Pollution in London since Medieval Times
- Great Smog of London
考据说明证据较充分
- 关于死亡人数，当时官方统计约为4000人，后续流行病学研究（包括对迟发死亡与流感因素的辨析）上修至约12000人，两说并存。
- 1930年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与1948年美国多诺拉事件是同类先例，可资对照。
- 1956年《清洁空气法》的成效并非一蹴而就，伦敦的烟雾到1960年代才显著减轻。
史论
大烟雾的教训不在于“污染有害”（这一点从中世纪的禁令到19世纪的讽刺画都已说过无数遍），而在于何以知道了仍不行动。伦敦人与煤烟共处了几个世纪，浓雾被写进小说、画进版画、当作城市性格的一部分；正是这种熟悉，使危险被归入“天气”而非“排放”。改变政策的是统计工作，它把死亡数字与那五天严丝合缝地对上；当伤害第一次被计量为“超额死亡”，它才从一种氛围变成一件事实。十年后《寂静的春天》所做的也是同一类工作，从看得见的不适到可归因的损害，中间隔着一套方法。大烟雾与 DDT 生态危机后来都汇入了环保运动；现代环境治理由一连串各自被计量出来的灾难逐步推动，并非开启于某一次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