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若干疾病由特定微生物引起的学说。它取代的是流行两千年的瘴气说，即认为病源是腐败物散发的秽气。转折由几条独立的线合成：1847 年塞麦尔维斯在维也纳以洗手把产褥热死亡率从约百分之十八降到百分之二以下；1854 年斯诺以伦敦宽街水泵的病例分布把霍乱指向饮水；1860 年代巴斯德以曲颈瓶实验否证自然发生说，并证明发酵与腐败由微生物所致；1876 至 1884 年科赫分离出炭疽、结核与霍乱的病原菌，并提出确认病因的四条法则。此说的实践后果极大，外科消毒、饮水净化、检疫与疫苗研发皆以其为据；不过，人痘与牛痘接种早在此说成立百年前即已行之有效，做法先于道理，在医学史上是常态。
先生们，是我们自己把死亡带给了产妇。
—— 塞麦尔维斯致维也纳同行（转述见其 1861 年《产褥热的病因、概念与预防》）
历史
1847 年，维也纳总医院的塞麦尔维斯注意到，由医生与医学生接生的第一产科病区，产褥热死亡率远高于由助产士接生的第二病区。一位同事在解剖时被刀划伤后病死，症状与产褥热相同，他由此推断医生手上带着“尸体颗粒”，从解剖室直接进了产房。他要求所有人以漂白粉液洗手，第一病区的死亡率随即从约百分之十八落到百分之二以下。这个结论正确，却招致同行的敌意，因为它等于指控医生是杀死病人的原因；而他既拿不出机理，又以极强烈的措辞坚持，最终失去职位，1865 年死于精神病院。1854 年伦敦霍乱大流行期间，斯诺把病例逐户标在地图上，发现集中于宽街水泵取水范围内；他更以两家供水公司在同一街区交错供水的“自然实验”，比较其用户的霍乱死亡率，得出水源说。此时瘴气说仍是主流，斯诺同样未能说服多数人。学说最终在实验室里得以确立：1860 年代巴斯德以曲颈瓶证明肉汤不接触空中微粒便不腐败，否证了自然发生说；随后李斯特把石炭酸引入外科，术后感染大减。1876 年起，科赫在乡村诊所的简陋条件下分离出炭疽杆菌，继而是结核杆菌（1882）与霍乱弧菌（1883），并提出四条法则：病原须在患者体内被发现、可纯培养、接种健康动物可致同病、可自该动物再分离。至此，一种病与一种微生物的对应关系第一次可以被逐一验证。
关联
前因2
参考文献
- Charles E. Rosenberg，The Cholera Years: The United States in 1832, 1849, and 1866
- Steven Johnson，The Ghost Map: The Story of London's Most Terrifying Epidemic
- Ignaz Semmelweis (1861)，Die Aetiologie, der Begriff und die Prophylaxis des Kindbettfiebers
- Thomas D. Brock，Robert Koch: A Life in Medicine and Bacteriology
- Germ theory of disease
考据说明证据较充分
- 塞麦尔维斯所报产褥热死亡率的降幅在不同病区与年份间差异较大，“约 18% 降至 2% 以下”是其第一产科病区最著名的一组数据，并非全院平均。
- 斯诺的宽街水泵研究常被叙述为“取走泵柄结束了疫情”，但疫情在取下泵柄之前已过峰值；他的主要贡献在于病例地图与南华克、兰贝斯两家供水公司用户之间的自然实验。
- 称瘴气说“完全错误”过于绝对，它错在机理，但它所推动的城市清污、排水与通风在实际效果上确实降低了传染病负担。
- 科赫法则在提出之初即有例外（无症状带菌者、无法培养的病原），今日已修订后使用，不宜视为一成不变的判准。
史论
细菌致病说常被当作“科学战胜迷信”的典型故事，但它更有价值的一面是它为什么花了那么久。塞麦尔维斯有数据、有对照、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却失败了；科赫有显微镜下的照片、有可重复的分离培养、有一套明确的判准，于是成功了。二者的差别在于证据的形态。统计上的关联要求人们相信一个看不见的机制，而培养皿里的菌落让人看见了那个机制。这并不是说医学界当年不讲理。一门学科接受什么算作证据，本身是有历史的；十九世纪中叶的医学尚未把统计学认作自家的工具，塞麦尔维斯的数字在他们看来只是巧合，算不上证据。第二层是关于瘴气说的公道话。瘴气说在机理上是错的，但它推动的城市清污、下水道建设、通风与住房改良，实际效果相当可观；伦敦的巴泽尔杰特下水道系统是为除臭而建，结果却切断了霍乱的水路。一个错误的理论可以指导有效的行动，一个正确的理论也可能长期无从落地；把“有效”直接读作“正确”，或把“错误”直接读作“无用”，都会读错医学史的相当一部分。第三层关乎技术与科学的关系。疫苗接种早于细菌说约一百年即已有效，做法先于道理；技术不总是科学的应用，也常常是科学的问题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