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氯杀虫剂。1874年由蔡德勒首次合成，1939年瑞士化学家米勒发现其杀虫性（获1948年诺贝尔奖）。二战起大规模用于灭蚊灭虱、防治疟疾与斑疹伤寒，战后广施于农业。因持久、脂溶、经食物链富集而重创生态，1972年美国禁其农用；2001年《斯德哥尔摩公约》限用，仅存疾病媒介防治的公共卫生豁免。
DDT 对我好得很！
—— 宾索特化工公司广告，《时代》1947年
历史
DDT（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1874年由奥特马·蔡德勒首次合成，但其杀虫性直到1939年才被瑞士嘉基公司的化学家保罗·米勒发现，米勒因此获194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二战后半程，DDT 被大规模用于为士兵与平民灭虱灭蚊（1943至44年那不勒斯斑疹伤寒的扑灭是其成名之役），并成为战后疟疾防治的主力。它廉价、高效、对哺乳动物急性毒性低，一时被奉为化学的胜利，喷洒于农田、市镇乃至儿童身上。然而正是它的持久与脂溶，使其沿食物链层层富集。1962年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敲响警钟；1972年美国环保署（EPA）署长拉克尔肖斯宣布取消其绝大部分用途；2001年《斯德哥尔摩公约》将其列入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仅保留疾病媒介防治的公共卫生豁免。
关联
参考文献
- DDT
- Paul Hermann Müller (Nobel Prize 1948)
- Chemistry World，How DDT went from triumph to tragedy
考据说明证据较充分
- 1874年合成、1939年发现杀虫性、1948年获诺贝尔奖、1972年美国禁用、2001年列入斯德哥尔摩公约，均已确证。
- DDT 在健康与生态之间的净权衡（疟疾防治与生态代价），至今仍有政策争议。
史论
1947年那句“DDT 对我好得很”的广告，今天读来像一则黑色寓言的开篇，但把 DDT 简化为一桩“化学骗局”，同样是一种辉格式的偷懒。它的历史是一道尚未算清的权衡账：一端是被它从疟疾、斑疹伤寒中救回的千百万条命，另一端是被它压垮的猛禽种群与被它改写的生态认知。1972年的禁令没有终结围绕 DDT 的道德争论。DDT 至今仍在部分疟疾高发区依公约豁免使用，而“禁 DDT 害死了多少人”也已成为一个被政治化的反问。它既引发了生态危机，也改变了疟疾防治的做法与理念，这两笔账必须一并记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