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至1945年纳粹德国及其协力者对欧洲犹太人的系统性屠杀，约六百万人遇害；辛提人与罗姆人、残障者、苏联战俘、波兰人及其他群体亦遭大规模杀害。从科技史的角度看，屠杀的组织依托于现代国家的统计、登记、铁路调度与工业订约体系；其最早的系统性杀人程序，即针对残障者的“T4行动”，出自医学与优生学话语，其人员与技术其后被直接移用于灭绝营。
它发生过，因此它可能再次发生：这是我们必须说出的核心。
—— 普里莫·莱维《被淹没与被拯救的》（1986）
历史
1933年后，纳粹德国以法律与行政手段逐步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财产与生计，其执行依托于现代国家已有的登记与统计体系：户籍、税册、职业登记、教会婚丧记录被交叉比对以确定“谁是犹太人”，部分环节使用了霍勒瑞斯式穿孔卡制表设备。1939年起，“T4行动”以“不值得活的生命”为名，对精神病院与残障机构中的病患实施系统杀害，约二十万至三十万人遇害；该计划由医生主持、以医学鉴定表格筛选对象，并首次使用一氧化碳毒气室与伪造死亡证明的制度化流程。1941年秋，T4 的核心人员与设备被转调至波兰东部，用于“莱茵哈德行动”的三座灭绝营，这是纳粹屠杀史上技术与人员承继关系最明确的一环。与此同时，别动队在东线以枪杀方式屠杀约一百五十万人。奥斯维辛等营地则将强制劳动、毒气（齐克隆B，原为仓储熏蒸用杀虫剂）与工业规模的焚尸设备结合，托普夫父子公司等承包商为焚尸炉设计申请了专利并竞争订单。整个过程依赖铁路调度：帝国铁路按人头与里程向执行机构开具账单，运输被作为普通的运费业务处理。
关联
前因3
- 效率至上主义反哺 · 有争议按鲍曼之说，效率至上主义为屠杀的组织逻辑提供了思想语汇；批评者指出此说无法解释东线的面对面枪杀，并会淡化反犹意识形态
- 生产流水线反哺 · 有争议流水线是“工业化屠杀”之喻的现实所指，但此喻有其限度：约一百五十万人死于枪杀，而非流程化杀害
- 优生学反哺优生学为“不值得活的生命”提供了医学语言，T4 计划的人员与毒气技术后来移用于灭绝营；但二者之间隔着决定性的政治跳跃
后果1
- 研究伦理启发1947 年纽伦堡医生审判的判决附列十条准则，确立知情同意为人体研究的绝对要求
参考文献
- Raul Hilberg，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 Zygmunt Bauman，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 Bettina Stangneth，Eichmann Before Jerusalem: The Unexamined Life of a Mass Murderer
- The Holocaust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Holocaust Encyclopedia)
考据说明证据较充分
- 遇害犹太人约六百万，属学界共识区间（约540万—600万余）；辛提人与罗姆人（约25万—50万）、T4 受害者（约20万—30万）、苏联战俘（约300万）等群体的数字各有独立估计。
- 鲍曼的“现代性论题”与阿伦特的“平庸之恶”都是影响深远的解释，也都受到实证史学的重要修正，二说并陈，不作取舍。
- “工业化屠杀”之喻不能涵盖全过程，约150万人死于枪杀（别动队等的面对面屠杀），这对“官僚距离”的解释构成重要限定。
- 霍勒瑞斯制表机等技术用于人口登记有据可查，但“若无某项技术则屠杀不可能”一类因果断言缺乏史学支持，不予采用。
史论
关于这段历史与“现代性”的关系，有两种影响极大的解释，也各有其重要的批评者。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反对把屠杀看作文明的中断，主张它是现代性的产物：劳动分工使每个环节的执行者只面对一份文件、一段铁轨、一张订单，道德责任在链条中被稀释；官僚理性把“解决问题”的技术态度施加于人。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以“平庸之恶”描述一个不思考、只求把工作做好的执行者形象。两说都触及了要害，也都受到实证史学的有力修正：施坦格奈特依据艾希曼战后在阿根廷的大量录音证明，他是一个自觉的、以其反犹信念自豪的行动者，“平庸”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在法庭上的自我塑造；对鲍曼的批评则指出，“官僚距离”无法解释东线那一百五十万次面对面的枪杀，而将屠杀归结为现代性的一般属性，会淡化其中具体的反犹意识形态内容。这场争论本身也是科技史必须记住的部分。把大屠杀说成“技术使然”与说成“与技术无关”，是同样危险的两种简化。技术不曾要求任何人这样做，但它确实提供了规模、速度与那种把人当作待处理事项的操作语法；而那些设计焚尸炉、编排车次、维护表格的人，也从未被技术剥夺过拒绝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