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效率本身当作目的、而非达成目的之手段的一套观念。其成型见于泰勒 1911 年的《科学管理原理》：以秒表分解动作、测定“唯一最佳方法”，把工匠脑中的经验知识收归管理层的卡片系统，工人只余执行。此说随即溢出车间，进步时代的美国以“效率”重整市政、学校与家务，苏联的计划经济奉泰勒制为技术遗产，欧洲的理性化运动以之改造行政。它的持久影响在于一种态度的普及，即凡事可测量、可优化，而“优化什么”这个问题被悄悄地放到了框外。
过去，人是第一位的；将来，制度必须是第一位的。
—— 泰勒《科学管理原理》（1911）
历史
泰勒于 1880 年代在费城米德维尔钢铁厂做工长时，认定工人“磨洋工”是理性行为，因为按件计酬的工厂一旦发现某人产量高，便下调单价，故人人心照不宣地保留余力。他的办法是把工作本身拆开，以秒表逐一测定每个动作的时间，剔除多余的，把剩下的重组为“唯一最佳方法”，再据此定出无可争辩的定额。1911 年《科学管理原理》出版，随即成为二十世纪流传最广的管理文本之一。其核心不止于计时。泰勒明言，管理层须把长期存在于工匠头脑与手上的经验知识，收集、归类、制成卡片，知识从此属于制度而非属于人。同一时期，吉尔布雷斯夫妇以摄影分解动作，把“效率”从工厂带进医院手术室与主妇的厨房；进步时代的市政改革者以之重编预算与学制；1920 年代德国的理性化运动、苏联的劳动科学组织运动，各自取走了它的一部分；列宁一面斥泰勒制为“资产阶级剥削的精致化”，一面主张必须学会它。它所到之处，“效率”都从一个可用于比较手段的形容词，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目标。
关联
参考文献
- 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1911)，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 Robert Kanigel，The One Best Way: 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and the Enigma of Efficiency
- Harry Braverman，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Zygmunt Bauman，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 Scientific management
考据说明部分存疑
- 泰勒本人的实测数据（以伯利恒钢铁公司的生铁搬运一例最为著名）经 Wrege 等学者查证，有相当程度的事后整理与夸大，其“科学”成色不宜照单全收。
- 泰勒制在各国的实际推行程度远低于其声望，多数工厂只采用计件与工时测定，完整的职能工长制罕有实施。
- 从泰勒制到科层理性再到大屠杀的这条线索属于鲍曼式解释的一环，此说也受到批评，不宜作因果断言。
- 效率话语与法西斯主义、苏联体制、美国进步主义的亲和关系是学界共识，但三者取用的侧重差异极大，不宜混为一谈。
史论
效率之所以危险，在于它看上去不像一种价值观。说“我主张更快更省”，听上去只是在陈述一个人人都会同意的常识，而非在主张什么；正因如此，它可以不经辩护就取得别的价值必须辩护才能取得的地位。布雷弗曼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中指出，泰勒制的真正产物是去技能化，而非效率：当构思与执行被制度性地分开，工人失去的不只是自主，还有对自己所做之事的整体理解。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把这条线延长：一个把“把事情做好”当作最高指令、而把“所做何事”交给上级的组织，在道德上是空心的，它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由正派的人尽职地完成，而整体做成的事无人负责。这是二十世纪最沉重的一项指控，也必须连同它的反驳一起读：批评者指出，鲍曼的解释无法说明东线那约一百五十万次面对面的枪杀（那里没有任何官僚距离可言）；把大屠杀归结为现代性的一般属性，也会淡化其中具体的反犹意识形态，而后者是决定性的。这场争论至今没有定论。能够确定的只是较窄的一点，即效率是一种关于“怎么做”的知识，它对“做什么”这个问题不但不给答案，还会因其自身的说服力而使人忘了这个问题需要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