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以人为干预人类繁衍来“改良”人口遗传素质的一套学说与运动。高尔顿 1883 年造出此名，其后半个世纪间，它在英、美、北欧、拉美与东亚都是广受尊重的主流科学与公共政策话语，大学设讲席，学会办年会，统计学的若干奠基工作即出自其研究纲领。其政策形态以美国为最著：1907 年印第安纳州起，逾三十州立法许可强制绝育，1927 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巴克诉贝尔案中判其合宪，二十世纪美国被强制绝育者约六万人；瑞典、挪威、丹麦等国的绝育立法一直行至战后。在德国，同一话语被纳粹政权接续并极端化，构成 T4 计划的医学语言。战后优生学作为学科解体，但关于何为“值得出生的生命”的争论并未随之终结。
三代低能已经够了。
——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巴克诉贝尔案判词（1927）
历史
高尔顿于 1883 年造出“优生学”一词，主张人类的才能既然可以统计，就可以经由婚配与生育加以改良。此说在孟德尔遗传学重新被发现后声势大盛：伦敦大学设优生学讲席，美国有冷泉港的优生记录办公室，国际优生学大会自 1912 年起定期召开，与会者中有当时最负盛名的生物学家、经济学家与公共卫生官员。它在政策上的落点因国而异。美国走得最远也最早：1907 年印第安纳州率先立法许可对“不适者”强制绝育，此后逾三十州跟进；1927 年最高法院在巴克诉贝尔案中以八比一维持弗吉尼亚州的绝育法，判词出自素有自由派声誉的霍姆斯大法官之手；二十世纪内被依此类法律强制绝育者约六万人，其中黑人、贫民与被收容的女性比例远高于其人口占比。北欧诸国的立法在 1930 年代前后出台，其论证框架混合了优生与福利国家的成本考量，部分法律迟至 1970 年代才废止。德国 1933 年的《遗传病后代预防法》直接参照了美国加州的立法经验；1939 年起的“T4 行动”把此一话语推至杀害，由医生主持、以医学鉴定表格筛选对象，其人员与技术在 1941 年秋被转调至波兰东部的灭绝营。战后，“优生学”一词在学界近乎绝迹，多数学会改名或解散；但强制绝育的赔偿与道歉，在美国、瑞典、日本等国要到 1990 年代乃至二十一世纪才陆续开始。
关联
前因1
- 自然选择启发达尔文的表亲高尔顿把选择理论挪用到人类社会，这是误用而非推论
后果1
- 纳粹大屠杀反哺优生学为“不值得活的生命”提供了医学语言，T4 计划的人员与毒气技术后来移用于灭绝营；但二者之间隔着决定性的政治跳跃
参考文献
- Daniel J. Kevles，In the Name of Eugenics: Genetics and the Uses of Human Heredity
- Edwin Black，War Against the Weak: Eugenics and America's Campaign to Create a Master Race
- Robert N. Proctor，Racial Hygiene: Medicine Under the Nazis
- Buck v. Bell, 274 U.S. 200 (1927)
- Eugenics
考据说明证据较充分
- 美国被强制绝育者“约六万人”是汇总各州档案得出的通行估计，由于各州记录完整程度不一，实际人数可能更高。
- 北欧诸国的绝育立法在动机上兼有优生与社会福利考量，与美国的种族主义主线不完全同型，不宜合并叙述。
- “优生学导致纳粹屠杀”是一种简化，因为优生学是国际性的，灭绝政策则不是，二者之间隔着一次决定性的政治跳跃。
- 优生学与现代统计学（皮尔逊、费希尔等）在方法上的渊源是学界共识，但由此推论统计学本身带有优生学倾向并不成立。
史论
优生学在科技史里的位置，在于它错的那种方式。它出自当时最好的科学家和当时最好的方法：皮尔逊与费希尔为它发展的统计工具至今仍在使用，与它有关的期刊经过同行评议，它的支持者名单里有社会改革家、女权主义者与公共卫生的先驱。这意味着“专业共识”“同行评议”“统计显著”这些我们赖以判断可信度的标志，全部可以在一个根本错误的纲领上同时亮起绿灯。它的病灶在前提。它把“人的价值”偷偷换成了“人的遗传效用”，而这一步换算从未被当作需要论证的命题，只是作为不言自明的背景摆在那里，效率至上主义的病理与此同出一辙。关于它与纳粹屠杀的关系，须格外注意分寸。优生学是国际性的，而灭绝政策不是。英国、美国、瑞典都有优生学，且都没有走向灭绝营；从“限制生育”到“系统杀害”之间，隔着一次决定性的政治跳跃，那一跳不是由科学完成的。因此，“优生学导致了大屠杀”是一种简化的说法；优生学为大屠杀提供了现成的医学语言与一批愿意执行的专业人员，这已经足够沉重，不需要再夸大。最后一层与当下有关：基因筛查与生殖医学今天所提的问题，与优生学当年所提的问题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有一处决定性的差别，即由国家决定还是由当事人决定。这一区别是二十世纪用极高的代价换来的，不宜轻易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