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DDT 等农药生态危机催生的制度回应。1972年美国环保署取消 DDT 绝大部分用途；2001年《斯德哥尔摩公约》将 DDT 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列入全球管控，仅保留疾病媒介防治的公共卫生豁免。在这一过程中，技术的代价被看见之后转化为规则，回过头约束了技术本身。
……本公约的目标是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免受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危害。
——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2001）第1条“目标”
历史
对 DDT 的管制，标志着社会对技术代价的回应走向制度化。1972年，美国环保署署长拉克尔肖斯在漫长听证后，取消了 DDT 的绝大部分用途，这是新生的 EPA 最具标志性的裁决之一。随后数十年，管制从一国走向全球：2001年，《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通过（2004年生效），把 DDT 与其他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纳入全球削减框架。但公约并未全禁 DDT：考虑到在疟疾高发而又缺乏安全、有效、可负担的替代品的地区，它仍是重要的媒介防治手段，公约专门保留了在世界卫生组织指导下的公共卫生豁免。因此，管制是一场在生态风险与疾病负担之间反复权衡的持续谈判。
关联
参考文献
- Stockholm Convention o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2001)
- US EPA，DDT - A Brief History and Status
考据说明证据较充分
- 1972年美国禁用与2001年斯德哥尔摩公约（含疟疾媒介防治豁免）均已确证。
- 公约宗旨的表述是释义性译述，与原文措辞的协调尚待终校。
- DDT 管制在健康与生态之间的权衡，仍有政策争议。
史论
DDT 的故事最能说明，技术的代价与技术的成就同样应当写进历史：从 DDT 的推广、生态危机、《寂静的春天》的问世、环境运动的兴起，到管制规则的建立，五个环节首尾相衔，构成一条完整的反馈链。这段历史也没有一个过于圆满的结局。斯德哥尔摩公约的疟疾豁免表明，“矫正”本身也带着新的权衡：过严则疟疾夺命，过宽则生态受损。它留下的教训不止于 DDT 终于被禁，还在于任何强力技术都需要一套同样精细、可以持续修订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