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起，致病疫霉（马铃薯晚疫病）连年摧毁爱尔兰薯作；因贫苦人口几乎全赖单一的“卢珀”马铃薯为生，病害演成大饥荒。至1852年约一百万人死亡、约一至二百万人外迁，人口较饥荒前减少约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疫病是扳机，单一栽培、殖民地土地制度与自由放任救济政策是结构性成因。
全能的上帝固然降下了马铃薯疫病，但制造饥荒的是英国人。
—— 约翰·米切尔《爱尔兰的最后征服（也许）》（1861）
历史
1845年，致病疫霉（Phytophthora infestans）随进口马铃薯传入爱尔兰，连年摧毁薯作。当时爱尔兰约三分之一人口（尤其是贫苦的佃农与雇工）几乎全赖单一而高产的“卢珀”（Lumper）马铃薯为生，这种单一栽培使整个社会暴露在一场病害之下。饥荒随之而来，并伴以斑疹伤寒、痢疾等“饥荒热”。至1852年，约一百万人死于饥饿与疾病，另有约一至二百万人漂洋逃荒。爱尔兰人口从1841年普查的约八百二十万（1845年饥荒前的峰值估计约八百五十万）降至1851年普查的约六百五十万，以普查计减少约五分之一，以饥荒前峰值计则近四分之一。其间，粮食与牲畜仍在从爱尔兰输出；这一事实的净热量意义虽有争论，却成为后世质问的焦点。英国政府的救济受自由放任经济学与“天意”论支配；主管救济的财政部助理次官查尔斯·特雷维廉，甚至视饥荒为上天矫正人口的手段。
关联
参考文献
- Cecil Woodham-Smith，The Great Hunger
- Cormac Ó Gráda，Ireland's Great Famine
- John Mitchel，The Last Conquest of Ireland (Perhaps)
考据说明证据较充分
- 死亡约100万、外迁约100–200万，均为估计区间。
- 饥荒期间粮食出口的净效应有争议。
- 对责任的定性（人祸乃至灭绝，抑或政策失败）存在史学分歧。
- 人口降幅视基准而定，以1841年普查的约818万计约减五分之一，以1845年峰值约850万计则近四分之一。
史论
把爱尔兰大饥荒称作“天灾”，是它最需要被拆穿的说法。疫病只是扳机，结构性的原因在于使千百万人被绑定在一种作物上的单一栽培、缺席地主与细碎租佃的殖民地土地制度，以及把救济让位于市场教条的政策选择。约翰·米切尔“上帝降下疫病、英国制造饥荒”一语，正是这一“人祸”论最锋利的表达。不过史学也要求审慎。多数当代史家（如伍德姆-史密斯、Ó Gráda）虽严厉批评英国政策之失当与冷酷，却未必认同“蓄意灭绝”的指控；无能、教条与漠视，未必等于蓄谋。饥荒此后又催生了爱尔兰民族主义与土地同盟，并推动了横跨大西洋的移民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