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把野马转为畜养、驮乘与驱驾之用的过程。哈萨克斯坦北部的博泰遗址（约前 3500）曾长期被视为最早的驯马证据（马齿的衔痕、聚落中过高的马骨比例与陶片上的马乳脂残留），但 2018 年的古基因组研究显示，博泰的马属于普氏野马一系，并非今日家马的祖先。2021 年的大规模古基因组分析把现代家马谱系（DOM2）指向黑海—里海草原，约公元前 2200 年前后开始迅速扩张，两三百年间取代了欧亚大陆其余各马系。马与此前一切驮畜的差别在于速度与半径：它把一个人一日之内可及的范围扩大数倍，由此改变的不止是战争，还有草原社会的形态、贸易的路线与语言的分布。
他们自幼习于乘马，故不良于行；其国人皆在马上。
—— 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罗马史》记匈人（约 390 年）
历史
马的驯化长期以哈萨克斯坦北部的博泰文化为起点。该遗址（约前 3500）的动物骨骼中马骨占九成以上，部分马齿的前臼齿边缘有疑似衔具造成的磨损，陶片脂类分析检出马乳成分。三条证据合起来，博泰一度被写进教科书，作为最早的驯马证据。2018 年高尼茨等人对博泰马的古基因组测序显示，这些马属于普氏野马的谱系，而普氏野马此前一直被当作从未被驯化的真正野马。博泰人确实在管理马群、挤马乳，或许也骑马，但那批马并不是今日家马的祖先，它们代表一次独立的、后来中断的驯化。2021 年利夫拉多与奥兰多等人测定了两百余份跨欧亚的古马基因组，把现代家马谱系（记为 DOM2）定位在黑海—里海草原的伏尔加—顿河一带，约前 2200 年前后开始扩张，并在此后两三百年内迅速取代欧亚各地原有的马群，其扩张在时间上与辐条轮战车的传播、若干印欧语支的分化高度重合。此后马的用途分为两支：驾车与骑乘。辛塔什塔文化的辐条轮战车（约前 2000）是驾车一支的最早确证；骑乘作为成建制的军事力量则要到前一千纪，随复合弓与骑射战术成型，才在草原上定形。此后两千年，欧亚农耕文明与草原骑马者的关系，成为大陆历史的一条主轴。
关联
后果1
- 马镫前置使能有骑乘才有马镫，骑乘是马镫出现的前提
参考文献
- David W. Anthony，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How Bronze-Age Riders from the Eurasian Steppes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 Pablo Librado, Ludovic Orlando et al., Nature 598 (2021)，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domestic horses from the Western Eurasian steppes
- Charleen Gaunitz et al., Science 360 (2018)，Ancient genomes revisit the ancestry of domestic and Przewalski's horses
- Domestication of the horse
考据说明部分存疑
- 2018年与2021年的两项古基因组研究实质修订了原有的核心结论，博泰不再被视为现代家马的起源，早期文献（包括 Anthony 2007 的部分论断）须据此重读。
- 以“衔痕”作为骑乘证据，这一判据本身有争议，牙齿磨损也可能由其他原因造成。
- DOM2谱系扩张的年代“约前2200年”是基因组测算的中值，置信区间较宽。
- 骑乘与驾车孰先仍无定论；确证的战车实物（辛塔什塔，约前2000年）比确证的骑兵编制早约一千年，但这未必意味着日常骑乘出现得更晚。
史论
马的驯化史在十年间被改写的方式，本身就值得注意。推翻博泰说的是一项新的读取技术，并非新发现的遗址，也不是更好的论证。古 DNA 测序在 2010 年代成熟之后，考古学的许多长期争论从“哪一种解释更合理”变成了“基因组怎么说”，而基因组给出的答案往往不合任何一方的预期。这带来两个后果，都值得科技史注意。其一是史学的方法依赖：一门学科能问的问题，受限于它能读取的痕迹；痕迹的可读性一变，问题清单随之重排。这与细菌致病说的历史所显示的“一门学科接受什么算作证据，本身是有历史的”，是同一件事的两面。其二是谦逊的必要：博泰说曾有三条独立证据支持、写进教科书数十年，然后错了。那并不是粗率的推断，在当时已是能做到的最好推断。教科书上的定论与“已知的最好答案”之间，永远差着下一项读取技术。至于马本身，其历史意义常被压缩为军事优势，但更深的一层在半径：一个人一日可及之地由二三十公里扩到上百公里，意味着牧群可以在更大的草场间轮转，消息可以在几日内跨越数百公里，一支队伍可以出现在没有道路通达的地方。草原游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非仅是一种经济，是在马之后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