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把若干野生动植物转为可控生产对象的一系列过程，至少在七处彼此不通的地区各自发生，历时漫长：西亚新月沃地约公元前9500年的小麦大麦、中国北方约前8000年的粟与长江流域的稻、中美洲约前7000年的玉米与南瓜、新几内亚高地的芋与香蕉、安第斯的马铃薯与藜麦、西非的高粱与薯蓣。农业带来定居、剩余、储藏、记账与国家，也带来传染病、劳役、营养退化与对少数几种作物的长期依赖。
采纳农业，据说是我们迈向美好生活最具决定性的一步，在许多方面却是一场我们至今未能从中恢复的灾难。
—— 贾雷德·戴蒙德《人类史上最严重的错误》（《发现》杂志，1987）
历史
末次冰期结束后的一万余年间，至少七个互不相通的地区各自走上了同一条路。西亚新月沃地约公元前9500年出现形态上已被驯化的一粒小麦、二粒小麦与大麦，随后是绵羊、山羊、猪与牛；中国北方约前8000年种粟，长江中下游同期驯化水稻；中美洲约前7000年起由大刍草选育出玉米，与南瓜、豆类同种；新几内亚高地的芋与香蕉、安第斯的马铃薯与藜麦、西非的高粱与薯蓣各有其独立年表。这些转变没有一处是短促的：从集约采集野生禾本，到种子形态发生可辨识的改变（穗轴不再自行碎裂、颗粒变大），常需一千年以上。定居随之而来，储藏随之而来，用以清点储藏的符号也随之而来：两河流域的泥筹与楔形文字最初记的正是粮与畜。骨骼证据同时显示另一面：与其前的采集人群相比，早期农人身高下降、龋齿与营养缺乏症增加、传染病随人畜聚居而流行。
关联
前因1
- 石器前置使能磨制石斧、镰刃与磨盘是开垦、收割与加工谷物的基本工具
后果3
- 楔形文字前置使能 · 有争议农业剩余与储藏催生了清点符号，此为学界通说，并非严格的因果论断
- 单一栽培前置使能农业是单一栽培的远因，可驯化物种本就有限，集约化必然收窄作物谱
- 自然选择启发达尔文以家养动植物的人工选择类比自然选择
互相呼应1
- 陶器呼应在东亚，陶器比农业早约一万年，容器并非农业的副产品
参考文献
- James C. Scott，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
-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1987），《人类史上最严重的错误》
- David Graeber and David Wengrow，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
- Neolithic Revolution
考据说明证据较充分
- 各起源地的年代是考古学的区间估计，常随新发掘而修订；“至少七处独立起源”是当前的主流计数，尚非定论。
- 驯化是持续数百至数千年的渐进过程，“革命”一词（柴尔德，1930年代）是史学建构，当时的人无从察觉。
- 戴蒙德“最严重的错误”论题有坚实的古病理学基础（早期农人身高下降，龋齿与传染病增加），但把千年的漂移说成一次“选择”，有目的论之嫌。
- 格雷伯与温格罗指出，许多群体长期在农耕与采集之间往返，并未沿单向阶梯演进。
- “剩余催生文字”是学界通说，但因果关系并不严格，因此剩余与文字之间的关联存在争议。
史论
戴蒙德把农业称作“人类史上最严重的错误”，古病理学的证据确实站在他这一边：早期农人比其祖先矮、病、累。但这个说法藏着一个它自己意在反对的预设：它把一场持续千年的漂移说成了一次可以做对或做错的选择。没有哪一代人看得见一千年后的账。每一代所做的，只是比上一代多播一点种、多守一片地；人口随之增加，退回去的路也随之关闭。这是技术史上最典型的一种因果。没有人选择过农业，农业则逐代选出了越来越多依赖它的人。格雷伯与温格罗提醒的另一面同样要紧：许多群体在农耕与采集之间往返了数千年，并未一路走上台阶。所谓“新石器革命”，是后人回望时画出的一条线，当时的人并没有沿着它走。